让救灾志愿者道德力量成为常态

让救灾志愿者道德力量成为常态

文/王方杰(1156字)

　　昨天，在玉树地震中两次冲进大楼救人不幸遇难的香港义工黄福荣遗体运抵香港，魂归故里。这个普通义工的名字几天来留下的感动已经镌刻于人心，让公众再次看到了中国志愿者身上的道德光芒。

　　4月14日地震发生时，已经在安全地带的黄福荣得知教学楼里还困着三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时，他义无反顾地两次冲进已经倒塌的建筑中，余震袭来，不幸重伤被埋。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一点时，尚有一丝意识的黄福荣用微弱的声音问：孩子和老师救出来没有……

　　他的壮举永远定格在46岁的生命尽头。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黄福荣把他生命的最后留在了藏羚羊的故乡，留在了雪域高原，留给了藏族老乡。他为中国志愿者在高原上树立起一座道德丰碑。

　　志愿者在我国经历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庞大的社会组织，但志愿者真正被公众广泛认同，是经过两次重大事件的洗礼，一是汶川大地震，二是百年奥运，志愿者因其“志愿、利他、不计报酬”的核心精神逐渐根植于民心。

　　从汶川地震到奥运会，中国志愿者的表现，展现出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树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善美人性的复苏，在灾区废墟上社会主义道德的升华。

　　印象中，志愿者是指在不计报酬的情况下，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的人和人群。黄福荣不仅仅这么认为：志愿服务不只是一种奉献和付出，而是一种获得。

　　在笔者看来，黄福荣用他的行动诠释着另一种境界：“做志愿者不是义务劳动，而是自身寻找快乐，提升自己，寻找生命意义的工作。”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已经融入他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他同样面临高原缺氧的，生活不方便，吃住不习惯等问题，但他辗转大江南北，为慈善奔走，看得出，他内心是幸福的。　　

　　黄福荣当然不会想到在短暂的生命中会两次遭遇大地震，但他生前给同伴说的“为公益事业死在路上，是上天给的幸福”表达出他为公益献出毕生精力的强大精神支柱。哪怕是死，也是快乐的，让人震撼！

　　“人是需要点精神的！”也许，这正是黄福荣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黄福荣的“精神”不仅仅是实践了中国志愿者的核心精神价值观，更提升了志愿精神是志愿者追求人生快乐，寻求人生理想的要义。“幸福”地兑现自己的承诺，有时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玉树地震救灾中，很多人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可贵的道德力量。那名救人后被累昏倒的女护士，那名失去7位亲人仍然坚持在救援一线的医生尼玛才仁，都让人感动万分。

　　黄福荣的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像一泓道德清流，荡涤灵魂，洗礼尘污。让灾区人民感受到爱的力量，提振了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精神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志愿者在玉树服务，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组织很多都希望到灾区，救援指挥部考虑到高原缺氧等问题，呼吁志愿者暂缓进入灾区，也是一种理性。

　　有理由相信，通过灾难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志愿者，正在壮大和完善，正在规范和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在与公民社会的同步发展中日益成熟。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他们在社会平常时期，而不只是在大灾难面前，更多地出现在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和事面前。让这种默默奉献的道德力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2010/4/1 19:45:00 | By: 逗号 (1093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日前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马怀德教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且很有道理，也应该是发展方向。但百姓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是法律解决问题，却有着现实的困扰和苦衷，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选择经济和便捷的结果。

一是体制上的因素。我们国家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基本上是上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反映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因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问题，只能找其上级，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且往往是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所以，信访群众都愿意挤“独木桥”，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乘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直通车”。对于确有实际问题的信访人，如果上级领导不批示解决，久拖不决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如果因为批示而获得解决，则又容易衍变为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模式。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也正是马怀德教授所担忧的。

二是司法上的问题。本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可以获得公正、公平的解决，是法治社会的公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是打官司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一则工作效率低下。因为打官司旷日持久，耗时太多，百姓根本没有耐心或者耽误不起。相比较而言还是信访更便捷，自然成为首选。二则存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百姓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缺乏必要的信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件，重新辗转回到了信访渠道，这种情况显得相当尴尬。

三是考核上的困扰。因为担心自己的纱帽不保，避免在上级领导面前因形象不佳而影响前程，基层官员一般都重视上级领导的批示。为“维护”自身形象，基层干部甚至不惜违反法律、违背原则解决问题，或违法违心满足信访人要求，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结果在社会上造成“闹夜的孩子多吃奶”的印象，以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环境。日前，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可讳言，基层干部出这样的“下策”，也是上级不合理的考核办法给逼出来的，因为把群众上访列入考核，迫使基层干部各显神通地“大截访”，甚至把上访对象送进精神病院。而摸准了基层官员“软肋”的信访人，则以上访为“要挟”，公开向基层官员“叫板”，结果是陷入两难的基层官员，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达到息访目的。因此，解决信访渠道不畅的问题，首先需要畅通信访渠道，要疏而不是堵，并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理上访的，应有制约措施；对有正当理由，属基层工作不力而导致的上访，则应对基层官员实施严格的问责，促使基层干部主动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0328/n271147258.shtml

http://blog.gmw.cn/u/52866/archives/2010/131770.html

信访 信訪 xìn-fǎng ◊ {Mainland usage} letters and visits (to authorities by the public, usually airing complaints or making suggestions), correspondence and visitation (by the public)

不作为 不作為 bù zuò wéi ◊ {legal} omission (e.g., non-fulfillment of a legal duty)

直通 直通 zhítōng ◊ (of a train, plane, etc.) direct, nonstop

旷日持久 曠日持久 kuàngrì chíjiǔ ◊ long-drawn-out, time-consuming

纱帽 紗帽 shāmào ◊ black gauze cap (worn by officials) ◊ official post

截访 截访 jié fǎng ◊ intercept the journey of the complaining petitioner

软肋 软肋 ruǎn lèi ◊ weakness; vulnerable point,

叫板 叫板 jiàobǎn ◊ challenge ◊ pick a quarrel ◊ {theat} speak the last words of a spoken part rhythmically to lead into a following singing part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1019字)

“少说好话，多盯问题。”昨日的全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求时，着重谈到了要深入实施问题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杜绝“好人主义”和“好耍干部”的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春节后，李春城第三次在全市大会上强调这个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味着全市干部要在已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干、敢干和善于创新。只有从问题着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才能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为实现新的发展构想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因此，对于“好人主义”、“好耍干部”，成都的容忍度是零。

李春城谈到，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调研指导工作时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到哪儿去都讲工作做得好，这样的风气不可助长。“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敢谈问题，不敢讲批评意见，管理从何而来？工作如何推进？”

“指导工作不能够多栽花儿少栽刺，”李春城要求，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加强管理，对于不胜任岗位的干部要坚决调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管出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2004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成都就提出了“深入实际、务求实效、慎重决策、明确责权，提高效率、据实查处、加强监督、追究责任”的求真务实八项规定。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李春城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对此，李春城谈到了自己在近期几次随机到乡镇调研时的感受。他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有的乡镇、特别是优先发展重点镇，已经发展成为小城市，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忙于镇区的大量琐事，很少深入村组调研、指导、了解情况，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以至于作为身处基层的干部，也出现了不了解基层实情的情况。对此，李春城明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更多地深入实际，灵活采取随机调研等方式，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知实情才能办实事”。

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要并行不悖。在严肃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不好风气的同时，李春城也关切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各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中面临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是满负荷运转。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其中优秀的典型还要大力褒奖、总结经验，在全市干部中宣传推广。

“成都的干部队伍经过了统筹城乡发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检验，总体素质较好，特别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共同奋斗，争取让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今年就初见成效。”书记对此充满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2009年05月07日 09:08:09 　来源：解放军报(731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是衡量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实不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强不强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我军面临更加繁重的新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新情况，需要更好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使我党、我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一致，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揭短，是对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基本要求。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的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就来个“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级“捧着”，对下级“哄着”。“好人主义”实质是“利己主义”，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断后路。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有些同志，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奉行“好人主义”，势必会对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处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缺乏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处处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造成党的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法律权威丧失。

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对于一个单位同样重要，没有了“好人主义”，这个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聯合報╱社論】（節錄） 2009.06.19 04:07 am

摩根史丹利公司（ＭＳＣＩ）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引起許多人一陣驚喜：當了那麼多年「開發中」國家，台灣終於也要升格了！ 然而，喜悅之中也夾雜著不少懷疑：是真的嗎？從什麼標準看，台灣合乎一個「已開發國家」的水準？ 事實上，摩根史丹利把台灣列為已開發觀察名單，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股市交易規模與制度開放性等指標而定，較一般人對「已開發國家」的認知顯然狹義得多。 故而，對此過度興奮，似亦不必。與此同時，令人感傷的則是，同屬亞洲四小龍，台灣卻最後方得入列，遲到的榮耀其實也蘊含著許多警惕。 且不論台灣是不是將一腳邁入「已開發」之林，回顧這段漫長的「小龍」蛻變歷程，也許提供了我們一些大棋局的歷史反省線索。 在「四小龍」並駕的年代，台灣其實沒有太多不可一世的口氣，卻也不畏怯在國際間角逐爭鋒。當時，台灣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貿易量頻創新高，國民所得蒸蒸日 上，以中小企業的靈活身段鏖戰全球知名跨國企業。但不知從何時起，台灣突然把全副精力都轉投向政治，主政者忙於修憲、公投和國家認同的辯證，立委忙著打 架、飆口水，政府官員忙著表態，人民則忙著區分愛不愛台灣。在每日交射不休的政治口水戰中，台灣這條小龍幾乎忘了「前有勁敵、後有追兵」的處境。 今天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還停滯在十年前的水準；在我們閉著眼睛走路的時候，南韓快速超越了台灣，更多新興開發國急起直追。如果把這十年稱為台灣「失 落的十年」，這十年間，我們忙著在家中內鬥潑糞，不在乎其他國家的發展，也不在乎國內經濟走下坡，甚至忘了自己在追求什麼目標。 若要平實看待「已開發」一詞的話，國際貨幣基金幾年前已將台灣列為「已開發」經濟體；原因是，台灣早是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沒有理由不承認它是開發國。可是，過去十年，台灣的商品出口排名已由全球十四降為十八，服務輸出則由十八降為廿八名。如此大幅的衰退，除顯示台灣實力的萎縮，也掩映著人民驕傲的流失。 馬政府最近重新推動經貿營運特區，這卻仍是李扁兩屆政府提出卻「說而不做」的計畫，十多年的老調重彈，豈不讓人唏噓？ 再看，高雄地檢署日昨偵破高雄港務局的官商勾結弊案，港務局為虛偽提升高雄港排名，竟與航商勾結虛報貨櫃營運量，共同詐領績效獎金，兩年多來騙取了三億多 元公帑。最令人扼腕的是，高雄港的運量排名十年來由全球第三退居第十二，已讓人掩目；孰料，官員不思反省振作，卻更大膽玩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 訛詐國庫。這個案件，不僅是「治國無方，竊國有術」的具體縮影，也集中反映了台灣十年失落的可悲：愛台灣唱得越多，傷台灣卻越重；拚經濟喊得越響，經濟卻 被害得最慘。 可以說，我們一頭栽進「政治的台灣」，卻帶給「經濟的台灣」莫大的災難。也因此，這條過了青春期多少年的小龍，遲至今天才有資格坐上「已開發」成年禮的觀察席，卻已經讓人失去喜悅的心情。反過來看，台灣的政治歷經這麼多年的內耗、交鋒和煎熬，又何嘗成熟了幾分？在國家認同上，民間其實是更為分歧；就民主歷練而言，政黨的競爭文化其實是更趨於惡鬥，而未更臻成熟；就社會的發展看，藍綠兩極化的憤世嫉俗情緒不知何時才能產生正向的交集。 一個連「我是誰」都莫衷一是的國家，能因冠上「已開發」之名而變得更多元、自由、令人愉悅嗎？如果可以，就讓我們抱以期待吧！ 【2009/06/19 聯合報】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冲击不是需求萎缩，而是投资美国衍生品市场造成的巨大亏损。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称，这些被称为“金融鸦片”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设计出来的。然而，这些最终销售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目前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5月24日CCTV《经济半小时》）。

　　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和“金融鸦片”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发人深省。

　　其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思想、新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使中国人感到好奇，出现了一些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在美欧获得了一知半解的知识，回国后大肆忽悠国内企业和百姓。

　　紧接着，西方一些投行的营销团队来到中国企业管理层中，以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为诱饵，设计出连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在其忽悠下，中国企业稀里糊涂地投下巨资，却没预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没意识到国际投行难改其贪婪本性。

　　监管的缺失是另一主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把金融创新的一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推介美国、欧洲的金融衍生品上。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成了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方向。监管部门不是监管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而是批评中国创新金融衍生品能力不足。

　　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痛定思痛，迅速制定出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自律，不懂的东西永远要慎重。国际投行来华是赚钱的，不是来救济、扶贫和学雷锋的，更不是来提供免费培训的，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发善心、发慈悲。（余丰慧）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jocelyn

原题：中国的黄金之心

在中国，许多人把美元称作“美金”，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百姓都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告诉你，他欠你100美金，千万别指望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只是打算还你100美元。

　　中国对美元作为金本位的印象十分深刻，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后仍然如此。大约3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一些政府高官预言说，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拥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有听众陷入沉寂，因为这个数字似乎很难实现。

　　1986年11月，我曾作为翻译参加邓小平与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的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告诉范尔霖说：“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这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序曲。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投资于美元资产。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聚焦于中国手中的美元。

　　许多人未曾记起，中国这些年以来曾出现过美元短缺或对美元短缺的恐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政府要求大家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就是，美元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有强制兑换的要求，许多人仍保留美元或以通胀的汇率购买美元。

　　没人确切知道，美元是从何时开始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失去光彩。现在，中国许多商店不再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美元信用卡。而且外国人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也有了限额。过去，人们持有美元没有什么直接目的。现在，似乎只有送孩子到海外读书、出国旅游或到国外做生意时才需要它。

　　北京最近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呼吁更主要的是要对美国敲警钟。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资产的缩水。我们仍把美元叫做“美金”。但美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作者高志凯,伊文译)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楼市这几年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楼市的未来发展解读，也越来越分歧，不过普遍认为，这个局不会垮，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尤其在中国，更是错综复杂。
之前拜读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楼市不会崩盘》，个人认为作者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看了作者引用并借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后，发觉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分析方法有个“数据陷阱”，即只用平均值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本身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这可是非常大的失误。
例如，文中作者称：“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家庭杠杆率的惊人涨幅不同，中国家庭债务大概只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约为96%，欧元区为62%。”。乍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真的很低，但是必须考虑巨大的城乡差异，巨大的收入差异。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家庭负债，绝对不是一个用全国的平均值，只有17%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的。这些成为房奴的年轻人，他们的负债状况极其糟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的万丈深渊之中。生活的乐趣全无，整天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而这种家庭生活乐趣的损失，这种全社会的压抑的代价和成本，是用作者的数据所无法说明和表达的。
作者又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尽管中国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看起来非常迅猛（2009年涨幅逾20%），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整体数据。过去5年，城市家庭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3.2%，而房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9%。在一些地区性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现象。例如，同一时期，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逾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家庭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是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出比例极其高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13.2%的现实。所以，这样的不加甄别的使用数据，误人误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数据去考虑。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家庭的子女婚房等需求持续走强的今天，国家支持的经济适用房等低价房却被很多部门私分掉，甚至出现开宝马同时领好几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结果低价房市场并不市场化（被特权集团瓜分），中低收入的人群无法购买到本应属于他们的低价房，却被人为挤到高价房区去血拼。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又被高价房掠夺的身无分文还欠几十年的债，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家庭负债只占17%”来解释的。美国家庭最终负债大到96%，那是市场导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全是市场导致的，更多的是很多“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单纯对比17%和96%，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上海楼市的价格，这相较于亚洲其他城市，几乎有了后来居上的架势，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已经能与台北市并驾齐驱，而在这位创业小有成就的老板来说，他都认为，上海的房子，多数人买的时候，都只能做三代人使用的打算，因为这个负担远非一代人所能承担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就算是要用经济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经济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平均值来大而化之。如果同时引入表示社会财富、社会收入、房价等的分布形态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真正问题才会慢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比平均的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财富、收入和结构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只有引入能反映结构问题的数据，才能正确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否则就会因为使用数据不当，而掉入数据陷阱之中而不得真见。
数据虽然是一个理性分析的有利佐证，但数据也可以是表面的，经常被运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因此，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数据时，一定要有些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就如同读书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重慶晚報》大膽載文紀念谷歌

《重慶晚報》大膽載文紀念谷歌


《重慶晚報》周五刊登「網絡神獸古鴿遷移記 」一文紀念搜索引擎谷歌撤出中國，轉往香港。
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古鴿是一種目前在中國境內瀕臨滅絕的鴿屬鳥類，是一種搜索隱禽」（暗指搜索引擎）。
這篇在該報第32版頭條刊出的文章尖銳辛辣，一些平常只見諸網絡而幾乎沒有在中國印刷媒體出現過的「河蟹」（和諧）、草泥馬等詞匯均在文中出現。
文章說，「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它曾經遍布世界各地，但在2010年3月23日以後，該鳥類開始大規模往中國南部沿海的一個港口遷徙，從此在中國內地絕跡」。
生態惡化
至於原因，文章說，「懷疑該鳥類的異常行為和最近全球氣候極端化，特別是中國近幾年來頻發的大面積生態、環境、氣候和地質災害有關」。
文章然後以寓言般的神話筆法談到，古鴿「身披藍、黃、紅、綠四色羽毛，比家鴿體型稍大。鳴叫聲和英文單詞'googol'類似"。
「已知古鴿的天敵有河蟹、中國蚊祚蟹等蟹類生物」（後者估計暗指谷歌與中國作協的版權糾紛）。
文章還影射了谷歌撤出中國可能使其競爭對手百度受益。
文章說，「古鴿的離去很可能導致另一種長著熊爪，酷似古鴿，卻又習性不同的猛禽類——犤毒鳥，這種古書中傳說的本土鳥類數量呈爆炸性增長」。
文章的網絡版已經被該報刪除。有中國觀察人士指出，在重慶當前紅色歌曲、紅色短信得到官方鼓勵的政治環境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和《重慶晚報》可能會因此遭到整肅。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觀念平台－國家犯錯 被告買單?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雇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作者為作家）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2009-11-16 11:37:50 文 博 来源：信息导刊（节录）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风电发展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24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二;总装机容量达到1200万千瓦，成为全球第四大风电市场。预计到明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3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全球能源短缺的背景下，风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产业。目前，我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速，装机总容量已位居全球前列。但是，近期有关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议颇多。如何看待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现状，究竟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呢?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风能资源非常丰富，初步估算，可开发装机达10亿千瓦，风电有条件成为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能源。
　　1986年4月，山东荣成建成3台55千瓦机组风电场，开启中国风电发展历程。但受资金和技术制约，风电发展缓慢，2002年底全国装机仅46万千瓦。“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政策的支持下，风电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市场引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大大促进了风电规模化的发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2003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实施特许权招标，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逐步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明确支持风电等新能源发展，风电发展进入快车道。从2006年起，中国风电连续三年翻番增长。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建成风电场238个，年发电量148亿千瓦时。
　　“风电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史立山表示。
　　设备制造是风电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占到投资的70%。风电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目前，中国已有10多家企业可批量生产1.5兆瓦和2兆瓦的风电机组，3兆瓦的风电机组也已投入运行，基本形成了风电设备制造产业，2008年国产风电设备市场份额已达75%。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引进国外设备到逐步掌握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中国企业目前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是，风电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发展的倾向，一些企业既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资金实力，以一种‘淘金’的心态盲目进入这一领域，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潜在问题。”史立山说。
　　初步统计，目前已经生产和准备进入风电整机生产的企业已达60余家。专家指出，风电制造是集空气动力、自动控制、机械制造、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非常综合的行业，企业盲目进入的话，不仅会浪费大量资金，也不利于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长远看，风电一定会更快发展，今后全球的风电市场很大。中国风电制造业已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放眼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突出。”史立山认为，设备制造企业应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加强自主研发来适应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全国风电整机生产企业在2004年时只有6家，2007年发展到30多家，目前已超过70家——而这个数量比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所有国家风电设备企业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只是，相关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事实上，上述70多家企业中，约8成是从上游企业采购来叶片、齿轮和发电机进行组装，产品规格参差不齐，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市场的混乱。
　　据了解，在整机制造设备方面，国内只有金风科技、东方汽轮机、华锐风电3家能提供兆瓦级设备;而零配件制造方面，只有风机叶片、风架能满足市场需求，关键设备之一的风机轴承相关技术严重欠缺，大部分零配件仍需从国外进口。
　　其实，在这70多家企业中，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制造能力，而是主要依赖巨资引进的国外技术，这必然造成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竞争力不强的窘况。企业涌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在加剧不良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价格混战，会拖累行业利润水平。
　　风电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在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风电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西班牙，风电已经成为电力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风电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风电产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史立山介绍说，目前风电占全国8亿千瓦电力装机的比重仍很低，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也不足0.5%。
　　目前，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着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队伍短缺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风电资源与电力市场逆向分布，现有电网输送能力不足;此外，风力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的特点，也给电力运行调度提出了挑战。
　　“作为新兴产业，暴露出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遇到问题要不断去解决。”史立山表示，国家能源局和有关部门正在完善风电发展的政策，加强对电网规划的引导，制订设备制造准入标准，建设检测认证体系和试验场，有针对性地解决并网、运行、管理等制约风电发展的问题，促进整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文/徐林林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匆匆踏上了上访之路。他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拦车，溜进最高人民法院递状子……目的是要求依法立案、审理一起劳资纠纷。(4月18日《华西都市报》)

　　法官穿法袍上访，这在新中国信访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作为一位对法律烂熟于心，曾被同事认为很有前途的法官，冯缤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前年6月，孝感中院清退后勤工人，要他们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冯缤的妻子———清洁工胡敏拒绝签字。理由是，她是唯一在中院工作了10年的后勤人员。按照新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法院应当和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院没有理会胡敏的要求，直接停掉了她的工作。为此，冯缤和自己的“东家”先后打了三场“官司”，均未达到维权预期。这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仅在他供职的法院不起半点作用，即使劳资双方对簿公堂，相关法条也被“合理稀释”，最终皈依公权部门的既定说法。

　　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哪怕身处体制内，私权照样不是公权的对手；再好的法律，也未必都能实现立法时的良好初衷。

　　冯缤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的典型表现。正是基层有法不依的乱象，把这位执拗的法官，活生生地“推”进了上访的队伍。事实上，好多一拖数年的上访案件，只要某个官员作个批示，就会立马引起下面的“高度重视”。冯缤认定“博出位，才立案”，无疑是基于这种无奈的现实考虑。

　　连法官都要穿上法袍，千里迢迢，远赴京城，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权力人物，凸显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 许远国1 ] 于2010-04-15 16:16:34

青海省玉树地地震，又造成了数百人亡命，数万人无家可归，有报道说目前灾民都呆在操场或者空旷地里，他们的粮食和饮用水只能维持两天，目前急需帐蓬跟粮食。现在是咋暖还寒的春天，青海那个地方要比中原冷，可想而知，灾民们的生活艰难。看到这样的报道，当然将心比心，如果发生在自己所在地，不也是如此么？这个春天，真是让人难以形容阳光明媚，西南地区大旱，东北四月降雪，西北玉树地震。人与天和一的事，说说可以，但怎么做呢，不好办。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想起以前，那个时候，地震预报非常及时，经常在地震要到或者可能要发生地震时，就进行预报，然后百姓集中疏散到空旷的地方防震，没有地震，大家都回家。而后来的海城地震，处理的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也这么认为，维稳很重要的，不是次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得考虑一下，这么多人出来了，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当然，一说地震，肯定人心惶惶了，如果大家出来了，有小偷有黑社会，有不怀好心的人做动作，那可怎么办呢？就不能这样做，而且是坚决不能这样做的。

我不大相信地震局是饭桶局，就是不会预报，不会预报，怎么会测出几点几分，在某地发生几级地震呢？怎么还说某月某日可能要发生几级余震呢？以前跟地震局人打过交道，谈过地震预报，人家说有前兆，预报的不准，但有科学性，如果真的根本不能预报，还要地震局做什么？毛泽东时代，土法上马预报，可是地震局宁愿背黑锅说他们不能预报，这就奇怪了，并说全世界都预报不准确，08年日本发生地震，人家准确预报到10分钟以内，我们却堕落得不能预报了，这真是件悲哀的事，以后，为了大局，我们就对地震可能发生在哪里，一无所知了，老是不能预报地震，这样的死法，死的太不舒坦，做鬼能风流？这尊严也就谈不上的。

如果地震可以预报，为啥汶川与玉树的地震都没能提前预报？如果地震不可以预报，为啥还养着地震局这一帮大小老少爷们？为啥不把养他们的钱用来加固校舍民宅？要觉得加固校舍民宅花费太高不值当，那就换种比养地震局更廉价的方式：养蛤蟆！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文/赵化鲁(1022字）

福建南平的特大凶杀案已过去多日，但人们心头的伤痕，一时难以抚平。特别是对于那些承受能力有限的孩子，目睹或耳闻血案发生，内心该是何等的惊怖啊！如何才能抚慰娇嫩的花朵，是学校和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

羊城晚报披露，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于本月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有孩子给郑民生写信：“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不就和你一样了吗？”还有小朋友写道：“……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媒体只是进行如实报道，对孩子们的作文内容，并没有过多的评判。在孩子们的作文里，表露出对同伴苦痛的哀伤与祈祷、对凶手的愤怒与谴责，可以理解。但是读到上边引用的作文片断，作为教育界中人，我还是想了很多。

“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这样的语言，纯粹是孩子气的“过头话”，出现在小学生作文里，令人惊讶。而另外一句：“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怎么听，都觉得不是味。

人们在愤怒的时候，往往容易走极端。别说是未成年人，我们大人们不也经常如此吗？“碎尸万段”、“搅拌机搅拌”之类话，确乎是“出离愤怒”的表现，即使对于罪大恶极者，这样的举措，也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杀贪官”的言辞，暗暗契合了当今主流民意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可是，把惩戒贪官的任务，交给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是不可理喻的。

教育孩子，需因势利导、防微杜渐，任何过激和偏差都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孩子痛恨无辜的杀戮、憎恶穷奢极欲的贪官，源于本性的善良，也受教于大人的耳濡目染。把本能的善意，弘扬为美德大善；把鲜明的爱憎，培养成驱邪惩恶，正是我们教育的责任。孩子们的作文，是小小心灵的写照。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要像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加倍小心。

“要杀就杀贪官”之类言辞，明显具有可商榷之处。贪官可恨，但惩治要依靠法制，法治社会，首先讲求的是程序的正义；动辄“杀杀”或“碎尸万段”，只能让社会弥漫暴力和血腥。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环境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还有就是人的内心要和谐。因愤怒而导致的非理性思维，显然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初衷。

透过孩子们作文的片段，我们可以反思成人社会中的诸多弊端。表现在孩子们身上的不成熟思维，一定程度上在大人们身上都有体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浮躁和非理性，折射给了孩子；同样，孩子的问题又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所以，大力匡正我们的社会，还是让我们从教育引导孩子做起吧。

2010-3-31晨，更上层楼阁

智利強震顯示 充分的防災準備是減災關鍵

智利強震顯示　充分的防災準備是減災關鍵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3-03 08:30:07(976)

聯合報社論

智利發生芮氏規模八點八的強震，造成逾七百廿人罹難，一百五十萬棟房屋毀損及至少三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誠然是極不幸的災難，但以史上第八強震的巨大破壞力，這些災害就相對顯得輕微；減災關鍵是，智利有充分的防災意識與防災準備。

對照六周前海地規模七的地震，智利強震至少是海地地震五百倍以上的強度，海地死了廿二萬人，國家陷於癱瘓；智利的生命財產損失非但相對要小，救災與復原的速度也有較佳的效率。

智利是南美洲最富庶的國家，因處於地震的高風險區，長期以來其政府與人民的防災意識較高、防災準備也較充分，不只平時勤於防救災演練、建築物均需通過高耐震要求，救災更是把握第一時間投入。充分且萬全的準備，有效壓制了災情擴大。

這次智利強震肇因於那斯卡板塊滑向南美板塊下方，簡單說是板塊推擠，事實上同樣的兩個板塊碰撞，至少造成智利南部一九六〇年規模九點五的史上第一強震，一九八六、二〇〇一等幾次規模八以上的地震，這證明地震迄今雖無法預測，但哪裡是「高危險區」，卻很明確。

台灣處在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長期推擠的地殼運動環境，加上東邊琉球海溝的張裂變數，造成島上南北平行走向的無數斷層，包括車籠埔、梅山等斷層，每一刻都在活動，引發一年近兩萬次被偵測到的有感及無感地震，也絕對是地震高危險區。但同屬地震高危險區，對照此次智利的因應表現，台灣的防災意識及防災準備顯然仍待提升。

地震對人類生活環境的破壞，占所有天然災害的百分之六十，原因在於地震成因極其複雜，加上現有的觀測紀錄不足，即便近年超級電腦加入運算，至今離準確「預測」還有一大段距離。不過，地震發生後，例如九二一地震，從震央集集傳遞能量到搖撼兩百公里外的台北盆地，因為地震垂直波與水平波的速度差，理論上已可爭取數秒到數十秒的預警時間，足以「預警」重達六百公噸的高鐵列車、捷運、高空工作吊臂、大廈電梯立即因應以免釀災。目前這個預警系統已有雛形，應該是防災系統建置的重點。

其次是建築物應須耐震。認知台灣地區建物必須要有高耐震要求是九二一的教訓，自那時起，相關補強才開始推動，包括對活動斷層兩側有一定距離的禁建及限建規定，其他地區新建物加強耐震要求，以及公有建築物的耐震補強。由於起步晚，即便全力趕進度，不足之處仍多，例如舊建物、私有公共建築不在管制之列，即便已評估列管的兩萬件公有建物，完成補強或拆除的卻也不到一千件；至於道路、橋梁等公共工程，都仍待加強。

老祖宗「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話，是防災的經典提示，只有充分的危機意識與防災準備，才能控制災害免於擴大。

台北生態浩劫？

《我見我思》台北生態浩劫？

中國時報 A19/時論廣場 2010/02/11

【莊珮璋】 (602)

漢人，以農立國。幾千年務農，久而久之，勤耕已成為我們的ＤＮ Ａ，進入華人的文化深層結構裡。

勤耕的民族視雜草為懶惰的象徵，恨不得每一寸土地都長滿作物， 不容雜草有絲毫立足之地。

農耕民族一看到地荒，心就慌；漢人與雜草有仇，非除之而後快。 而且，只要有長雜草的地方，就算荒地，是無主之地，人人得而墾之 ，沒有「所有權」這回事。

也因此，台鐵的軌道旁，明明柵欄圈出了所有權，沿線居民還是進 去「墾荒」，種了一畦畦的空心菜、花椰菜…。還好高鐵高架，否則 時速三百公里的列車一路駛來，恐怕還要「犁田」而過，「踏花歸去 馬蹄香」哩！

如果台鐵的柵欄內都有小菜圃，開放性的道路就更不用說了，以前 開車呼嘯而過，沒注意到沿路小菜圃。這些年來，改騎單車後，才發 覺一○二、一○六、北宜、濱海…所有道路，只要有人煙處，就有貼 著柏油路的小菜圃，而「墾荒者」搞不好還是幾億家當的田僑仔。

文化深層結構這東西實在很奧妙。就像王永慶的母親在台塑大樓的 頂樓種菜，「小農ＤＮＡ」不管工商多發達，多麼都市化，始終躲在 漢人的血液裡。

不要以為只有鄉下的農人與雜草有仇，台北的官員也一樣容不得一 點「荒地」。

最近騎河濱單車道，發現政府的「建設」驚人。挖土機、推土機、 卡車…忙進忙出，雜樹、荒草等象徵荒廢、無所作為的「邪惡」之物 ，一一被剷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舖的運動場，庸脂俗粉的花圃， 造作的草皮…等代表勤奮、有為的「政績」。

從此，淡水歸途中，驀然回首，日落芒花的絕美之景消失了；輕騎 飆過，群鴉驚起之趣也不復存在。圓山附近，從輪前溜過的青蛇，應 該也沒活命的機會了。

單車道與花博，都標榜環保、自然，誰會想到花博加上單車熱，竟 會在台北造成生態浩劫？

平心靜氣論輸贏

透視集----平心靜氣論輸贏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3-02 08:39:36(653)

二二七的立委補選，各媒體幾乎毫無例外都說國民黨大敗，而且是四連敗，甚至一堆名嘴指出，五都選舉如果再選不好，馬英九總統就不可能在二０一二年連任了。我們覺得，不論是媒體和名嘴，都同樣陷入選舉的激情中，而且都是以自己的觀點來看選民。

怎麼說？他們對馬總統心存不滿，因此推論民眾不出來投票，也是因為對馬總統不滿。然而，平心靜氣來看，民進黨真的可以一路下去，勢如破竹嗎？

無可諱言地，投票率低是國民黨選情不佳的直接因素。不過，投票率低是可以預期的，對國民黨來說，也早知道這是一場硬仗。值得反省的是，投票率低真的是因為對馬總統不滿嗎？我們認為未必。

在選舉競賽中，有危機意識的一方，投票率總是會比較高。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的時間裡，泛藍的投票率並不低，這也是泛藍能在多次選舉中獲勝的原因。其次，泛藍當初心中有一個主要敵人，陳水扁，也有助於泛藍選民出來投票。

現在國民黨執政了，陳水扁也進了看守所。對泛藍選民來說，的確沒有太多投票的動機，更何況這幾次選舉，都無關乎政權的流失。以二二七選舉來說，雖說是立委補選，但畢竟只有四個區域，地方選舉的意義遠大於中央選舉的意義。換言之，對泛藍選民來說，投票的意義不大，而對泛綠選民來說，這是一個凝聚力量的機會，其中的消長即反映在得票數上。

當然，國民黨的改革的確與一些既得利益者有衝突，也使得動員能量降低，再加上前面所說的因素，自然選得不理想。我們也必須強調，民主政治中，本來就不可能讓一個政黨永遠勝利，這四次選舉，如果說敗，也只是小敗。國民黨當前的重點是建立動員的新能量與新機制，同時在未來的五都選舉及全國性選舉中，創造足以吸引泛藍選民的議題及激發泛藍選民的危機意識，為勝選奠定基礎。那時候才是分勝負的時刻。

好壞總統一個樣？

《我見我思》好壞總統一個樣？

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10/02/08

【吳典蓉】(955)

二○○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最後由新人歐巴馬勝出，原先被看好的朱利安尼、希拉蕊紛紛落敗，當時就有評論者認為，選舉政治上的Front-runner（領先者）已失去意義；同樣的，近來民主國家領導人紛紛面臨民調低迷、選舉失利的壓力，有沒有可能因此改寫「執政資源優勢」或「連任優勢」的定義？

總統馬英九民調低迷不振，馬英九支持者最不服氣的可能是，即使他們承認馬並未有明顯政績，但陳水扁一直到最後兩年、弊案纏身之際，支持度才跌到百分之二十上下，而馬英九上台不過兩年，個人操守並未出現重大爭議，滿意度卻也跌到三十上下。

綠營人士則比較喜歡拿馬英九與歐巴馬相比，強調「此馬非彼馬」，無論是出身、能力、政策，馬英九無一比得上歐巴馬，但這種論述的麻煩是，兩人若是如此天差地遠，要如何解釋他們同樣面對連連挫敗的處境？

就以總統與國會的關係而言，馬總統的美牛進口政策在國會找不到半個支持者；相對的，歐巴馬似乎好多了，一開始就嘗試與共和黨溝通，但參院表決時，他卻拿不到半張共和黨票，麻州的參議員補選更補上一拳，反對健保改革法案的共和黨候選人高票當選。

當然要觀察馬英九與歐巴馬的不同，要看兩人如何面對連任危機。面對低迷民調，馬政府有如驚弓之鳥，健保費不敢調，交通部官員為了八元丟官；看到馬政府這樣如履深淵的表現，最感同情的可能是他的對手，一位民進黨輔選大將發自內心的說，執政哪有優勢，執政根本就是包袱!

但是，過去的執政黨也曾有相當風光的時刻，為何現在的執政黨都這麼衰？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最近提出的報告指出，從九一一、二○○八年的全球原物料大漲、二○○九年的金融風暴這幾個全球性危機來看，在一個愈來愈緊密的全球化世界中，卻無法建立一套處理危機的全球機制，而這些危機的特色是，在累積一段時間後瞬間爆發，讓政治領袖措手不及，例如，歐巴馬政府就要面對金融風暴後的國債及失業問題；同樣的，馬英九一上台就面臨金融風暴，而直接重挫馬英九支持度的八八風災超大雨量，可能也是氣候暖化的結果，這同樣也是全球性的危機。

在這樣不確定的年代，國家領導人要怎麼辦？這份報告的作者甚至建議，國家與其強化國力，還不如改善面對緊急危機的能力。如果國家的優先順序要改變，競選連任的政治常態可能也要改寫，《聯邦論》一書的作者，在兩百多年前就專門以一章強調美國憲法明定總統競選連任的重要性，但是，歐巴馬日前接受專訪時卻已公開宣示，「寧做一任好總統」。

這當然可能是選舉語言，但也是政治現實，如果不抱定這樣的決心，馬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動彈不得，不敢有任何作為。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18 10:45:50(940)

旺報2月18日社評

台灣本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地方，雖然數百年來有「亞細亞孤兒」之稱，尤其最近60年，政治、經濟、社會歷經各式各樣挑戰，每一次挑戰都因旺盛的生命力而順利渡過。可是最近幾年，台灣似乎已經對前途喪失了信心，一個沒有自信心的社會，怎麼會有生命力，此刻，開始思考如何讓台灣生命力發揚光大，開創台灣第二春，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崛起改變了地緣政治與經濟板塊，更推翻了台灣對大陸的優勢心態。加上統獨爭議、政黨對立，不僅失去共同奮鬥目標，敵對雙方相互蹧蹋，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充滿負面情緒的社會；自由化後，眾聲喧嘩，個人權益也受到保障。但社會溝通與整合的功能卻不足，造成領導失能、專業失效現象，不少人認為政府管治效能已不及大陸，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速度減緩。另一方面，台灣經濟成長遲滯、政治內耗、過去藉經濟實力打造的國際聲望已被大陸掩蓋，人民自我認同程度低，造成今天台灣集體自信的喪失。

然而，我們只看到台灣的缺點和問題，卻忽略了正向因素。現在，「軟實力」是國際政治討論焦點話題，這指的主要是文化、態度、知識與能力，軟實力優勢應該是台灣的機會。

首先是台灣社會與文化多元開放，是生命力旺盛豐沛的根源，值得珍惜。台灣年輕族群的創新和設計能力非常傑出，應該讓這些人有更好的舞台發揮，韓國做了許多的軟硬體建設幫助設計人才的發展，值得借鏡。大陸即將成為大成長的市場，文化和歷史淵源有利台灣設計人才進入大陸競爭，政治家應該學習韓國培養設計和創新人才的作為。

其次，60年來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穩定、和平，持續進步的社會，未曾有過動盪或折騰，經濟力掌握在民間企業而非政府手中，民間活力旺盛。最近十年經濟雖然成長遲緩，但仍然正向前行，只是速度不及大陸。現階段，製造業能帶來的進步能量有限，須靠服務成長推動進步。郭台銘曾抱怨，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社會怎麼會有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想開咖啡店，才是社會成長的開始，表示社會已經蓄積了足夠的能量開始思考如何創造服務與創新的價值。

第三，兩岸關係和緩後，台灣人有更多的機會到大陸發展。由於大陸還處在發展中期階段，需要大量基礎建設帶動成長，製造仍能獲得高利潤，硬體發展成熟後，服務及創新附加價值才會受到更大的重視。而台灣已經進入服務導向社會，製造業進入微利時代，大陸正好提供台灣製造業繼續創造獲利的環境，更可以提供服務業成長的機會。台灣蓄積的能量不但可以帶動台灣下一波的經濟成長，也有機會與大陸共創成長。兩岸關係的和解和經濟正常化，是未來台灣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力。

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社評－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2010-03-03 旺報 【本報訊】(962)

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執政黨共面對7次大小選戰，創下五敗兩勝的難堪紀錄，政權受到空前挑戰，引起兩岸與國際關切，擔心國民黨是否就此一蹶不振，一旦台獨的民進黨重新上台，衝擊兩岸關係發展與國際局勢的穩定。

外界之所以會對國民黨能否在2012年延續執政權產生懷疑，主要是因為最近幾次選舉，執政當局其實並沒有犯什麼天大的錯誤，民進黨也沒有做多大的改變，但國民黨卻在傳統上民進黨絕不可能勝出的鐵票區不斷敗北，似乎連藍軍的選民都棄馬英九政權而去。

不少政治評論者鐵口直斷「馬政權已進入安寧病房」，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國民黨在未來的「五都」、立委、總統大選都不樂觀，2012只會順勢把政權重新交回到民進黨手上。

其實影響台灣選舉的因素非常複雜，不同層次的選舉，勝負決定因素完全不同。譬如，鄉鎮級選舉，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幾乎可以完全掌控投票結果，全國性選舉，則靠候選人的形象與訴求取勝。

過去，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因而愈是基層選舉，贏面愈大。馬英九時代，國民黨拒絕妥協，輸掉地方層次的選舉，其實反而是累積全國性選舉的勝選能量。

另一個讓許多人不安的因素，是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島內情勢，本土意識日益強化，部分民眾對於所謂主體性問題顯得焦躁不安，特別是綠營群眾。

在這個大背景下，卻又碰到金融海嘯，大陸經濟成了全球成長的主要動能，讓台灣經濟別無選擇，與日、韓等東亞國家相同，必須更進一步靠近大陸。這對擔心喪失主體性的民眾而言，無疑是火上加油。

然而，誠如曾努力讓民進黨往中間路線靠攏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觀察，台灣選票藍綠比一直都很穩定，始終維持在五比四左右，一成為中間選民。

從幾次總統大選來看，藍綠的選票比大概也是呈現這樣的態勢。2004年是二顆神奇子彈，加上扁政府投注大量行政資源，才讓陳水扁連任成功，否則只要藍軍不分裂，民進黨是無法贏得政權的。

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還是民眾擔心民進黨搞台獨會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特別是當前的兩岸關係不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所能相比擬的，受到大陸崛起的態勢強力牽引著，只要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不改，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對兩岸關係衝擊之大，難以想像，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與人民福祉剝奪之大，更是難以估計。

向來務實的台灣人，對於這樣的現實，加上有民進黨執政8年讓兩岸關係瀕臨戰爭邊緣的經驗，難道會看不懂，不理解嗎？

兩岸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共同利益的有識之士，應努力讓兩岸經濟合作盡速產生實效，並讓多數人獲益，尤其中南部、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者要能分配到好處，繁榮可以解決政治分歧。

誰是啃老族？

《觀念平台》誰是啃老族？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10/03/02

【古允文】 (954)

不同世代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諸多我們這些正值盛年世代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隱含強烈指責年輕世代的價值判斷，縱然有些是來自「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但更多則是自以為是的刻板印象，「啃老族」此一標籤年輕世代的用語就是一個例子！

最近根據勞委會分析主計處資料，發現我國主要長期失業者並非大家想當然爾的「中高齡勞工」，僅占二成七；而是二十至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占最大宗，占總失業人口的四九．五％；學歷在大專院校以上者更占四成多數。勞委會對於此一現象表示，現在年輕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假若無經濟壓力，對工作條件的要求較高，並不願屈就。其次則為年輕人習慣依賴家庭、被過度保護有關，亦即所謂的「啃老族」，這些人長期依賴父母提供經濟資助，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自然不願主動進入就業市場…。

於是，錯的是年輕人，但真得是如此嗎？其實，青年失業與非典型就業的升高已經不是新聞，筆者的研究團隊在九十三至九十五年獲國科會補助進行三年的相關研究，即已指出這個趨勢，但當時的勞政部門多還專注在「中高齡勞工」，對此的關注較少。為了進一步瞭解年輕世代面臨的真實處境，我們特地架設一個網站進行網路調查，除了於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ｅ網」上建立連結，並請勞委會各就業服務站、各校畢業生服務組鼓勵符合研究對象的受訪者主動連結相關網站，進入問卷選單填答問卷，共計有二四九三人完成問卷。

我們以失業風險一（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下、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上）與失業風險二（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與可就業期間比的長短）來看年輕世代的就業處境，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綜合失業風險一及失業風險二，家庭階層屬於下階層者的失業風險較高的；需負擔家計的青年，其失業風險亦高於無需負擔家計者。

這個發現顛覆了我們對「啃老族」的刻板看法！簡單來說，家境好、有足夠資源供應青年在家「啃老」的，所面臨的失業風險較低，也就較不會成為「啃老族」；相反地，家境不好、需要想辦法負擔家計的青年，面臨的失業風險較高，還可能被汙名為「啃老族」，但這其實不是他們所願意的，而是當前社會諸多不平等的發展所致。隨著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好的職業、好的收入已經成為一道上升的人生扶梯，他們有資格啃老但卻不會啃老；而在另一端，卻陷入貧窮的循環，他們沒資格啃老卻被迫要啃老（其實，說不定父母自顧不暇，也根本沒有老給他們啃）。

這樣的兩極化社會結構，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至於「啃老族」就當成是世代間的一個誤會吧。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從大陸官員五十二個不准談起

從大陸官員五十二個不准談起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25 07:50:16(889)

旺報2月25日社評

人大、政協兩會是大陸年度政治生活的大事。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透過大陸媒體的調查，我們知道反腐倡廉仍是大陸民眾最關注議題之一。新華社也選擇這個時機公布了去年底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其中提到了8大「禁止」和52項「不准」，希望再度展現大陸當局反腐的決心與力度。

眾所皆知，腐敗問題是大陸政治長期難以根治之惡瘤，官員腐敗程度與當局反腐力度的「螺旋式上升」，似已是多年來所司空見慣的現象。這次公布的《準則》，其前身正是1997年3月公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比較兩準則的內容，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首先，新《準則》從「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的角度來強調「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的意義。

其次，隨著十多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活動的演進以及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之間更加錯綜複雜的關係，《準則》也「與時俱進」，根據社會生活和腐敗活動的「日新又新」，除了將原規定的內容更加詳盡地解釋、擴張外，還列舉了更多的「禁止」與「不准」。例如不准「以交易、委託理財等形式」謀不當利益；不准「違反規定多占住房」，或買賣保障性住房；不准干預和插手土地使用權出讓、房地產開發經營、礦產資源開發，不准干預和插手國企重組改制、兼併破產、產權交易、清產核資、資產評估轉讓、重大項目投資等；不准「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

這些新規定，的確顯示了大陸當局反腐的「有心」與「用心」。然而，這些「禁止」與「不准」要如何落到實處？《準則》提到了教育培訓，提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到了監督制度，但相信所有老百姓都會問到，這些辦法如果真的有效，腐敗為何還是屢禁不止呢？

如此繁多廣泛的規定，如果沒有政府與企業的資訊真正公開，沒有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要如何真讓腐敗劣跡現形呢？如果沒有獨立而有公信力的司法制度，這些禁令又怎能真讓貪官落馬受懲呢？

《準則》訴諸的是黨紀的約束與黨風的發揚，但如果整個政治體制中民主監督的機制尚不完善，新聞輿論還沒辦法替群眾扮演好看門狗的角色，又怎能保證「從嚴治黨」的實現呢？

在《準則》公布的同日，貫徹實施《準則》的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在會上針對懲治腐敗提出了六大「要」，其實最需要、最要緊的反腐工作、政治任務，就是要完善民主監督、資訊公開、司法公正、新聞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如此《準則》的規定將能真正的「令行禁止」。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聯合報╱劉可強、張維修／台大建城所教授、博士候選人（台北市）】

2010.03.03 03:07 am (815)

令人難以忍受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十大民怨之首，何以致此？房價問題的複雜度不是簡單的供給和需求曲線在哪個點交叉，而且涉及到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政治與民生基本議題。

過去十年以來，全台灣的城市精華地區的國有土地釋出合計超過三千公頃，這些土地的可建築面積超過五千萬坪；加上五波以上的千億政策優惠房貸和土地增值稅減免、容積獎勵政策放寬等，打造出既真實又夢幻的房地產市場榮景。

一方面，國有土地一坪六百萬的真實交易價格，讓多少人腦袋發熱地幻想著房地產價格只有一種永遠向上的趨勢；另一方面，卻是一個人口增加負成長，出生率創新低的台灣社會，感受不到生活品質的等量提升，反而是大量非高收入的普通市民，面臨薪資縮水房價物價飛漲，導致他們不斷向郊區遷移，甚至最後被擠出城市。

因此，要解決高房價問題，除了停止國有土地標售、檢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政策、控管銀行放貸利率風險、合理分配城鄉產業空間規劃、實價課徵交易所得稅之外，更應該改變把住宅視為房地產角度的單一思維，重新建立住宅政策的核心價值。

住宅是人們得以安居樂業之所在，是孕育生活、生命、生產、文化的空間，不只是一個經濟的概念，更是社會的產物。一旦住宅變成投機與投資的商品就是房地產，住居權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的權利，就成為市場機制中弱肉強食的犧牲品。

若將住居權視為一種基本人權的價值，那麼重新審視林口平價住宅政策會發現，政府只是把住宅問題鎖定在特定城市青年中產階級的購屋壓力，因此，選擇在郊區集中興建價格低廉的商品，讓住宅與生產和生活領域脫節，甚至淪為特定企業的大型員工宿舍區，把住宅問題窄化成為低收入與弱勢族群的社會救助議題，間接助長社會階層的空間隔離分化效果。

當前吳揆重新檢討國有土地標售政策，踏入解決高房價民怨的第一步，令人期待，但我們希望這不是暫時的民意避風港。上至中央層級的土地交易成本、銀行利率、平價國宅的構想、下至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政策和容積獎勵都必須有通盤而徹底改革。把安居樂業的權利視為人民的基本人權，這是作為負責任政府的基本要點。

【2010/03/03 聯合報】@ http://udn.com/

升了格，就幸福了？

冷眼集╱升了格，就幸福了？

來源 聯合晚報 2009-06-25 00:00:00

【聯合晚報 2009/06/24 】(741)

縣市搶著爭取升格，根本問題是財政問題。太多院轄市壓縮其他地方縣市的財政收支，中央政府的財政大餅如果不能作大，少數院轄市大口吃飯，多數縣市卻要挨餓，某些爭取升格的首長，何曾多花心思在地方財經建設，地方若不能提振產業，只靠中央分配稅款，太消極。

金門縣與台南縣市人口都不多，金門沒有爭取升格，因為有金門酒廠這項特殊產業，讓它每年有幾十億元的收入，地方財源充足，雖然只是縣，金門縣民施打子宮頸癌疫苗免費，老人福利金比本島高，金門人享有的福利，不比本島直轄市市民差太多。

民眾生活福祉的提升，是在於地方首長的建設與經營，僅僅靠著升格多分配中央經費，其實是非常消極怠惰的作為。

城市發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成因，台南曾是全台首府，有接官亭，印證早年水運發達的年代與台南的重要地位。但因為台灣政經與社會情勢轉變，台南已無昔日光彩，台南縣市需要建設，希望升格，首長心情不難理解，但真正問題所在，依舊是財政問題。

要發展為帶有歷史與文化特色的人文都市，需要財政支援，但不一定要成為院轄市，中央政府能否給予這個都市足夠的經費，讓這個都市發展出歷史與文化特色，與升格與否沒有必然關係。

院轄市的財政問題，不單是用在地方建設，還包括升格的地方政府機關文官編制，這些職等調高的公務員，讓每個院轄市即使什麼都還沒有作，就要付出龐大的人事經費。這些看不見的支出，依舊分食著建設經費，該誰來負責呢？

縣市升格無非就是爭取錢多好辦事，但錢多要辦好事才行，北高兩市都是院轄市，都有捷運，兩地捷運經營績效，卻完全不同，這是地方的差異性，同樣的財政支出，沒有產生相同的效果，顯見地方建設的差異，與是否為院轄市沒有必然關係。

建設是因著能否回應人民的需求，具有遠見的投資而來的，這些都繫乎首長的高瞻遠矚，僅僅是提升行政層級，多向中央要錢，不保證人民更幸福。首長該關心的不是升格的假議題，他們應該多花心思，有效率地使用預算與推動建設。

出訪淺碟化

聯合筆記／出訪淺碟化

【聯合報╱范凌嘉】

2010.02.02 03:36 am （683）

馬總統「久博之旅」旋風訪問宏都拉斯、多明尼加，全程不過一百一十三個小時，卻有四十小時在飛機上度過。這種出訪雖節省時間 與金錢，彰顯馬總統的好體力，但走馬看花的「淺碟化行程」，卻讓元首外交的意義大打折扣。

宏國停留不到廿四小時，馬總統除了參加總統就職典禮，還分別與宏國、巴拿馬總統進行雙邊會談，參加國宴與僑宴，接受國際與國內媒體聯訪。行程異常緊湊，但 也相當浮誇，若要問馬總統宏國特色是什麼，他恐怕得查書面資料。

在宏國蜻蜓點水，只造訪軍用機場、國家體育場、總統府與下榻飯店四處；其他如庶民生活、歷史文化、政經情勢與公共建設，只能靠想像的。行萬里路雖勝讀萬卷 書，但親臨現場卻不能「眼見為憑」。

台灣與宏國合作案不少，包括馬雅世界觀光計畫、學校資訊教育提升計畫、小農貸款計畫、食品加工產業計畫、沼氣再生能源計畫、機場興建與公路案等，但均未排 入行程。馬總統與宏國唯一聯結，是新任總統羅博。

馬總統強調「正派外交」，拒絕「金錢外交」，但千里迢迢、來去匆匆，不深入了解友邦的狀況，如何建立真正情誼？不能實地了解合作現狀，如何確保不當凱子？ 吝於探視志工、農技團或外館人員，又怎知異鄉英雄的辛勞？要了解一個國家，不能只看總統府與大飯店；要締結邦誼，更不能只靠元首晤談或就職國宴。外交部宮 庭式行程，將馬總統隔絕在真實世界之外，品質不難想像。

宅男放風曬太陽，應好好呼吸新鮮空氣，既已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成本，當然要讓邊際效益極大化。歐巴馬訪中與各界對話，嘗試傳遞民主價值與自由精神，馬總統 該積極一點，不該把魅力都關在頭等艙裡。

庶民經濟已因消費力度提升而彰顯

庶民經濟已因消費力度提升而彰顯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18 10:45:25(1046)

中華日報2月18日社論

今天是農曆大年初五，有部分公司行號已恢復上班，有人仍在歡度春節假期。春節放假期間，台灣沒有發生重大治安事故，社會呈現歡欣和諧景象，不由讓人覺得台灣人是幸福的。

最難得的是，景氣已有好轉跡象，各地夜市生意興旺，大小百貨公司人潮湧現，業者普遍認為人民消費意願和消費力度同時增強。去年此時，政府為刺激消費帶動景氣，曾發放消費券，今年沒有消費券可用，市場依舊熱絡，這是景氣復甦的最佳佐證。

這幾天儘管天氣陰晴不定，冷熱無常，卻沒有影響人們遊樂興致。各遊樂區人群摩肩接踵，幾無一處冷場。日月潭有一處高地，可將美景盡收眼底，初三寒雨綿綿，據媒體報導，排隊人數以萬計，而且秩序井然，可見人們遊興盎然。

過年慣有的景象，是都市人到外地過年，這種情形台北市最為顯著。據統計，年假期間，台北市人口大約減少三分之一，有人老家在外縣市，便回家團聚，若為「老台北」，有的出國旅遊，有的舉家外出過年，市區少了行人和車輛，向來擁擠的街道變得寬敞了，讓人有機會欣賞大都會丰采，驀然發現市區不乏美景。

台灣各地民宿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已成為觀光特色，外國觀光客要求住民宿者逐漸普遍，每逢假日，生意尤甚於都市星級飯店。今年亦然，許多觀光飯店住房率並不理想，為了招徠顧客，飯店間掀起折扣戰，但不少地區的民宿卻出現一房難求的盛況。

民宿被詬病的是破壞水土，其自身亦常因水土破壞而遭殃，八八水災時，不乏建於山坡和低窪地的旅遊性建築被沖垮，損失慘重。政府的確應重視這個問題，一方面帶動觀光發展，一方面則要考慮水土保持的迫切性。民宿的興建與景點的開發，對於吸引觀光客改善人民生活具有正面作用；因此，何處可以開發？如何開發？須由中央與地方集思廣益，以公權力介入，做好細部規劃，期能兩全其美。

陽明山開發成功的經驗，便是可供借鏡的現成例子。陽明山大多為國防用地，開放民用後，由於建築過度密集，水土難以負荷，一度遇雨則淹，若下豪大雨，鄰近的士林地區便成為「洩洪區」。經政府規劃整治後，已不再淹水，觀光價值從此大為凸顯。如今每逢初春，陽明山上櫻花怒放，遊人如織，說明水土保持與觀光發展，不必然是相牴牾的。

行政院正大力落實「庶民經濟」，這項政策推動的目的，在使台灣經濟發展的效益，不能只讓少數大企業受惠，而要惠及全體人民。推動觀光產業促進觀光發展，是「庶民經濟」重要的一環，因為既為觀光，哪裡有美景？哪裡有美食？人們就會趨之若鶩流連忘返；那麼，夜市、小店、民宿、計程車等與「庶民」有關的行業，就會普受其惠。

庶民家庭的收益增加，即可形成龐大的消費群，庶民與消費的吐納關係，是消費市場維持熱度的基礎。人民日常生活，物質滿足必能導向精神與心靈的滿足，台灣風景美不勝收，台灣美食百吃不厭，每逢假日四處旅遊，賞美景嘗美食，調劑精神慰藉心靈，大家同感幸福，就更體認台灣確是美麗之島。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大紀元 > 台灣報紙新聞 > 紀元論壇2010/03/03

☉王華(983)

在海外，當第一代移民父母含辛茹苦的把孩子養到13、14歲時，一天，在父母責備孩子學習不努力的嘮叨中，孩子突然爆發了：「我恨你們！你們就知道讀書、讀書，根本不管我是怎麼想的！」說著哭喊著衝進自己的房間，把門還反鎖上了。

走過這個年齡段的家長可能都有類似經歷，10多年的辛苦哺育，換來的竟是一個仇人。這樣殘酷的家庭內戰不僅令40多歲為孩子付出整個青春的母親驚愕不已， 也令疲憊焦慮的父親更加迷茫憂鬱：難道我們在海外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生活，換來的就是這個結局嗎？！

當然，如此強烈的青春期叛逆發作並不是常態，事後孩子會認錯，會說那是氣話，但慢慢的家長會發現，孩子離自己越來越遠了，有時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麼，也不 知道他在外面幹了什麼。在我的亞裔朋友中，這類親子裂痕幾乎家家都有。

記得我小時候很叛逆，7歲時就想離家出走。上大學後不久，就給我那位教授父親寫了封信，主題就是請他讀讀《傅雷家書》，學學如何做個好父親。直到後來我才理解父母的苦楚。

那個動輒就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時代，每個中國人都活得很窩囊，生怕自己被劃入那5%被打擊的「一小撮」裡，即使當父母了，也不懂得什麼叫自我實現，什麼是人文關懷。人們被迫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血戰中，殺出一條生路，考試成績的高低直接決定著未來的生計。

在西方長大的中國孩子，一般華人父母都給孩子創造了盡可能最好的學習條件，希望孩子憑藉東方人的智慧和勤勞，不負眾望的考上名牌大學。然而孩子的感受卻有 所不同。

不少華裔家庭的生活條件沒有一般西方人家庭好，特別是對孩子的娛樂消費上控制得比較嚴，於是不少華裔孩子覺得自己沒有同伴的電器、玩具多，就跟大陸農民工 的孩子自卑一樣，再加上父母每天的敦促嘮叨，讓孩子感到很壓抑，無形中拉開了父母與子女的心靈距離。父母能成為孩子的貼心人的現象，在海外比較少見，儘管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異樣。

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心態與西方人放縱的自我發展觀念，傳統道德中的勤奮努力與現代生活中的安逸享樂，文化衝突加上道德較量，令華人家庭的內戰更加複雜。就跟龍應台困惑於兒子的提問一樣：幹嘛我非得要成為優秀人才？做個普遍人不行嗎？的確，華裔父母很難接受孩子不努力的現狀，而孩子又想向別人那樣輕鬆生活，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

當「我恨你」這句話出口時，說明家長以往所有語重心長的教育、鼓勵、鞭策、勸告、批評和指責，統統無效，要讓內戰停止，首先必須消除孩子對父母的負面感受，而關愛是化解一切怨恨的金鑰匙。放棄原來那一套做父母的方式吧，從心開始，用愛心來溫暖那少年孤寂的心。只有這樣，接下來的溝通才能有個出發點。◇

男學理工、女學文史？

【聯合報╱吳武典／台灣師大特殊教育系名譽教授（台北市）】(957)

(2010.03.03)

近日許多人關心高中學生文理選組對於升大學的投資效益，筆者願意提供一項研究結果，或有助於釐清事實和觀念。這是由筆者主持的一項研究，針對近二千名高二學生的能力表現與情意世界進行探究。研究發現對導正高中學生的升學觀念和加強生涯輔導，有重大的意義和啟示：

一、打破性別刻版印象，強化性向探索和輔導：如所周知，理組通常是男生的天下，但本研究發現，如果女生選了理組，其投入與用功程度勝過男生；反之，文組通常是女生的天下，但如果男生選了文組，其熱忱與努力程度超過女生。可惜社會上普遍存在「男學理工、女學文史」的刻板印象，忽略依性向選組或選系的重要性，埋沒了許多可造就的男性文史人才及女性理工人才。今後高中生的進路輔導應設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建立多元價值觀，強化性向在學涯和職涯選擇上的比重。

二、妥善規劃文理組的分殊課程：研究結果顯示，文組學生縱然在能力特質上稍遜於理組學生，但在工作特質上卻有較多可取之處，例如有較強關懷和利他的傾向。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既然分了組，兩組課程亦應作適當的分化；在進路輔導上，亦應揚長補短，使兩組學生都能創造成功的生涯。

三、關懷私校學生，為實用職涯發展早作準備：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高中學生的各項智能幾乎全面優於私校學生。那麼，私校學生的生涯發展就註定居於劣勢嗎？倒也未必。研究發現，私校學生對工作的認同度強於公校學生，也就是比較「認分」，這在職場上可能較受歡迎。由此可見，如果引導私校生及早準備實用性質的職業生涯，將可開展另一片天空。

四、強化語文學習的誘因與輔導：許多具語文長才的高中生，受社會價值觀和就業市場的影響，可能牽就現實，棄語文而就理工，造成志願的扭曲與人才的浪費，尤以男生為然，殊為可惜。亟待在政策層面，加強語文學習的誘因與輔導，尤其是本國語文。

五、加強生涯探索與規劃：鑑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多以口試及實作、論文等形式進行，因此高中生可考慮從選修課程及「空白時間」中鎖定自己的學習主軸，善用時間，從事社團活動、專題研究、閱讀寫作、參加活動競賽等，以加強自我探索及專業成長能力，跳脫傳統的學習框架，發揮多元智能潛力，建構屬於自我及共享的學習檔案。

六、應用創投理論，進行進路輔導：高中生畢業後的升學進路，其實也是未來職業生涯的前奏曲，選系視同為職涯訓練預作考量，隱含著創造和投資的選擇。因此，高中階段學生心智歷程的訓練，應導向認知策略而非零碎知識，並能將所學加以應用，也就是發展能解決問題的「實用智能」或洞燭機先、掌握訣竅的「見識」。

無意唱衰台灣 當然憂心忡忡

無意唱衰台灣　當然憂心忡忡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26 06:24:17(916)

中評網2 月26日蔡逸儒專文

23日，筆者才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復興之路、衰亡之途：從失望到絕望》一文，討論兩岸消長問題，後經中評網轉載。24日，台北聯合報刊載知名經濟學者，目前也是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文章，標題是《當猛虎碰到病貓》，同樣也是分析兩岸強弱易位的事情。

筆者與馬教授雖然相識多年，同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一學經濟，一學法政，由於專業不同，平常也難得聚首，此番撰文觀點一致並未事前磋商，兩人同樣愛護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無意唱衰台灣，但看到台灣當前亂象，無法擺脫困境，當然覺得憂心重重。

我們且先看看馬教授的觀點。他說，二十年前的台灣曾經寫下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躊躇滿志，昂首四顧，當時的台灣是多麼的得意非凡。二十年後的台灣卻是徬徨踟躕，由於“鎖國自閉”，失去方向，坐視機會流失，單向失血的台灣日趨單薄，目前已經淪為病貓。所言甚是。

相對於台灣的自我作賤、政策失誤、方向迷失，“鎖國自誤”，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馬教授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表現的看法，兩相對照之下，答案已經不言自明。當台灣還在對內好勇鬥狠之際，外部環境已然大不相同，不但時間已經不在台灣的一方，連台灣的未來也要讓人擔心不已。

馬教授指出，二十年來大陸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枷鎖（應該是指的大鍋飯心態和平均主義？），找到了成長的捷徑，因而体質丕變，實力大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大陸也創造了經濟奇蹟，只是這個奇蹟的規模比台灣大出六十倍。有識之士對此論述難道還能有不同看法？

馬教授的結論是，台灣二度政權輪替之後，馬英九政府在撥亂反正之餘，正打算改變政策，調整方向、鴻圖大展之際，大門一開，卻發現二十年前“踡縮門外的病貓如今已成各國忌憚的超大猛虎”，而台灣反而成了瑟縮一隅的病貓。時空變異，兩岸強弱易勢，這是個最現實的寫照。

馬教授和筆者都同意，台灣失去了二十年的寶貴時間，兩人同樣認為，台灣積累的經濟實力、民主價值、生活方式、公民社會、創新發展及現代化經驗的軟實力仍有奮力一博的機會。台灣如何化被動為主動，以積極的作為，發揮台灣的長處，和大陸進行良性的競爭，進而形成一種典範，這才是台灣當前應該努力的方向。

簡單的說，從互利雙贏的角度出發，兩岸同胞同為炎黃子孫，台灣如果不能抱有更大的雄心壯志，誓言經略中原，篤信自己能為中國未來的文明發展與現代化做出貢獻，至少也要從自利的角度著手，把握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契機，不要自外於中國未來的發展，這才是應為、當為之道。對吧？

（作者蔡逸儒為文化大學中山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