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救灾志愿者道德力量成为常态

让救灾志愿者道德力量成为常态

文/王方杰(1156字)

　　昨天，在玉树地震中两次冲进大楼救人不幸遇难的香港义工黄福荣遗体运抵香港，魂归故里。这个普通义工的名字几天来留下的感动已经镌刻于人心，让公众再次看到了中国志愿者身上的道德光芒。

　　4月14日地震发生时，已经在安全地带的黄福荣得知教学楼里还困着三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时，他义无反顾地两次冲进已经倒塌的建筑中，余震袭来，不幸重伤被埋。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一点时，尚有一丝意识的黄福荣用微弱的声音问：孩子和老师救出来没有……

　　他的壮举永远定格在46岁的生命尽头。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黄福荣把他生命的最后留在了藏羚羊的故乡，留在了雪域高原，留给了藏族老乡。他为中国志愿者在高原上树立起一座道德丰碑。

　　志愿者在我国经历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庞大的社会组织，但志愿者真正被公众广泛认同，是经过两次重大事件的洗礼，一是汶川大地震，二是百年奥运，志愿者因其“志愿、利他、不计报酬”的核心精神逐渐根植于民心。

　　从汶川地震到奥运会，中国志愿者的表现，展现出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树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善美人性的复苏，在灾区废墟上社会主义道德的升华。

　　印象中，志愿者是指在不计报酬的情况下，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的人和人群。黄福荣不仅仅这么认为：志愿服务不只是一种奉献和付出，而是一种获得。

　　在笔者看来，黄福荣用他的行动诠释着另一种境界：“做志愿者不是义务劳动，而是自身寻找快乐，提升自己，寻找生命意义的工作。”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已经融入他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他同样面临高原缺氧的，生活不方便，吃住不习惯等问题，但他辗转大江南北，为慈善奔走，看得出，他内心是幸福的。　　

　　黄福荣当然不会想到在短暂的生命中会两次遭遇大地震，但他生前给同伴说的“为公益事业死在路上，是上天给的幸福”表达出他为公益献出毕生精力的强大精神支柱。哪怕是死，也是快乐的，让人震撼！

　　“人是需要点精神的！”也许，这正是黄福荣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黄福荣的“精神”不仅仅是实践了中国志愿者的核心精神价值观，更提升了志愿精神是志愿者追求人生快乐，寻求人生理想的要义。“幸福”地兑现自己的承诺，有时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玉树地震救灾中，很多人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可贵的道德力量。那名救人后被累昏倒的女护士，那名失去7位亲人仍然坚持在救援一线的医生尼玛才仁，都让人感动万分。

　　黄福荣的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像一泓道德清流，荡涤灵魂，洗礼尘污。让灾区人民感受到爱的力量，提振了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精神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志愿者在玉树服务，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组织很多都希望到灾区，救援指挥部考虑到高原缺氧等问题，呼吁志愿者暂缓进入灾区，也是一种理性。

　　有理由相信，通过灾难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志愿者，正在壮大和完善，正在规范和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在与公民社会的同步发展中日益成熟。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他们在社会平常时期，而不只是在大灾难面前，更多地出现在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和事面前。让这种默默奉献的道德力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2010/4/1 19:45:00 | By: 逗号 (1093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日前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马怀德教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且很有道理，也应该是发展方向。但百姓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是法律解决问题，却有着现实的困扰和苦衷，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选择经济和便捷的结果。

一是体制上的因素。我们国家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基本上是上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反映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因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问题，只能找其上级，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且往往是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所以，信访群众都愿意挤“独木桥”，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乘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直通车”。对于确有实际问题的信访人，如果上级领导不批示解决，久拖不决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如果因为批示而获得解决，则又容易衍变为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模式。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也正是马怀德教授所担忧的。

二是司法上的问题。本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可以获得公正、公平的解决，是法治社会的公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是打官司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一则工作效率低下。因为打官司旷日持久，耗时太多，百姓根本没有耐心或者耽误不起。相比较而言还是信访更便捷，自然成为首选。二则存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百姓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缺乏必要的信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件，重新辗转回到了信访渠道，这种情况显得相当尴尬。

三是考核上的困扰。因为担心自己的纱帽不保，避免在上级领导面前因形象不佳而影响前程，基层官员一般都重视上级领导的批示。为“维护”自身形象，基层干部甚至不惜违反法律、违背原则解决问题，或违法违心满足信访人要求，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结果在社会上造成“闹夜的孩子多吃奶”的印象，以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环境。日前，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可讳言，基层干部出这样的“下策”，也是上级不合理的考核办法给逼出来的，因为把群众上访列入考核，迫使基层干部各显神通地“大截访”，甚至把上访对象送进精神病院。而摸准了基层官员“软肋”的信访人，则以上访为“要挟”，公开向基层官员“叫板”，结果是陷入两难的基层官员，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达到息访目的。因此，解决信访渠道不畅的问题，首先需要畅通信访渠道，要疏而不是堵，并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理上访的，应有制约措施；对有正当理由，属基层工作不力而导致的上访，则应对基层官员实施严格的问责，促使基层干部主动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0328/n271147258.shtml

http://blog.gmw.cn/u/52866/archives/2010/131770.html

信访 信訪 xìn-fǎng ◊ {Mainland usage} letters and visits (to authorities by the public, usually airing complaints or making suggestions), correspondence and visitation (by the public)

不作为 不作為 bù zuò wéi ◊ {legal} omission (e.g., non-fulfillment of a legal duty)

直通 直通 zhítōng ◊ (of a train, plane, etc.) direct, nonstop

旷日持久 曠日持久 kuàngrì chíjiǔ ◊ long-drawn-out, time-consuming

纱帽 紗帽 shāmào ◊ black gauze cap (worn by officials) ◊ official post

截访 截访 jié fǎng ◊ intercept the journey of the complaining petitioner

软肋 软肋 ruǎn lèi ◊ weakness; vulnerable point,

叫板 叫板 jiàobǎn ◊ challenge ◊ pick a quarrel ◊ {theat} speak the last words of a spoken part rhythmically to lead into a following singing part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1019字)

“少说好话，多盯问题。”昨日的全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求时，着重谈到了要深入实施问题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杜绝“好人主义”和“好耍干部”的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春节后，李春城第三次在全市大会上强调这个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味着全市干部要在已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干、敢干和善于创新。只有从问题着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才能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为实现新的发展构想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因此，对于“好人主义”、“好耍干部”，成都的容忍度是零。

李春城谈到，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调研指导工作时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到哪儿去都讲工作做得好，这样的风气不可助长。“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敢谈问题，不敢讲批评意见，管理从何而来？工作如何推进？”

“指导工作不能够多栽花儿少栽刺，”李春城要求，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加强管理，对于不胜任岗位的干部要坚决调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管出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2004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成都就提出了“深入实际、务求实效、慎重决策、明确责权，提高效率、据实查处、加强监督、追究责任”的求真务实八项规定。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李春城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对此，李春城谈到了自己在近期几次随机到乡镇调研时的感受。他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有的乡镇、特别是优先发展重点镇，已经发展成为小城市，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忙于镇区的大量琐事，很少深入村组调研、指导、了解情况，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以至于作为身处基层的干部，也出现了不了解基层实情的情况。对此，李春城明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更多地深入实际，灵活采取随机调研等方式，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知实情才能办实事”。

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要并行不悖。在严肃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不好风气的同时，李春城也关切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各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中面临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是满负荷运转。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其中优秀的典型还要大力褒奖、总结经验，在全市干部中宣传推广。

“成都的干部队伍经过了统筹城乡发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检验，总体素质较好，特别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共同奋斗，争取让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今年就初见成效。”书记对此充满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2009年05月07日 09:08:09 　来源：解放军报(731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是衡量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实不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强不强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我军面临更加繁重的新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新情况，需要更好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使我党、我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一致，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揭短，是对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基本要求。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的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就来个“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级“捧着”，对下级“哄着”。“好人主义”实质是“利己主义”，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断后路。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有些同志，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奉行“好人主义”，势必会对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处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缺乏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处处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造成党的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法律权威丧失。

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对于一个单位同样重要，没有了“好人主义”，这个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聯合報╱社論】（節錄） 2009.06.19 04:07 am

摩根史丹利公司（ＭＳＣＩ）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引起許多人一陣驚喜：當了那麼多年「開發中」國家，台灣終於也要升格了！ 然而，喜悅之中也夾雜著不少懷疑：是真的嗎？從什麼標準看，台灣合乎一個「已開發國家」的水準？ 事實上，摩根史丹利把台灣列為已開發觀察名單，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股市交易規模與制度開放性等指標而定，較一般人對「已開發國家」的認知顯然狹義得多。 故而，對此過度興奮，似亦不必。與此同時，令人感傷的則是，同屬亞洲四小龍，台灣卻最後方得入列，遲到的榮耀其實也蘊含著許多警惕。 且不論台灣是不是將一腳邁入「已開發」之林，回顧這段漫長的「小龍」蛻變歷程，也許提供了我們一些大棋局的歷史反省線索。 在「四小龍」並駕的年代，台灣其實沒有太多不可一世的口氣，卻也不畏怯在國際間角逐爭鋒。當時，台灣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貿易量頻創新高，國民所得蒸蒸日 上，以中小企業的靈活身段鏖戰全球知名跨國企業。但不知從何時起，台灣突然把全副精力都轉投向政治，主政者忙於修憲、公投和國家認同的辯證，立委忙著打 架、飆口水，政府官員忙著表態，人民則忙著區分愛不愛台灣。在每日交射不休的政治口水戰中，台灣這條小龍幾乎忘了「前有勁敵、後有追兵」的處境。 今天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還停滯在十年前的水準；在我們閉著眼睛走路的時候，南韓快速超越了台灣，更多新興開發國急起直追。如果把這十年稱為台灣「失 落的十年」，這十年間，我們忙著在家中內鬥潑糞，不在乎其他國家的發展，也不在乎國內經濟走下坡，甚至忘了自己在追求什麼目標。 若要平實看待「已開發」一詞的話，國際貨幣基金幾年前已將台灣列為「已開發」經濟體；原因是，台灣早是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沒有理由不承認它是開發國。可是，過去十年，台灣的商品出口排名已由全球十四降為十八，服務輸出則由十八降為廿八名。如此大幅的衰退，除顯示台灣實力的萎縮，也掩映著人民驕傲的流失。 馬政府最近重新推動經貿營運特區，這卻仍是李扁兩屆政府提出卻「說而不做」的計畫，十多年的老調重彈，豈不讓人唏噓？ 再看，高雄地檢署日昨偵破高雄港務局的官商勾結弊案，港務局為虛偽提升高雄港排名，竟與航商勾結虛報貨櫃營運量，共同詐領績效獎金，兩年多來騙取了三億多 元公帑。最令人扼腕的是，高雄港的運量排名十年來由全球第三退居第十二，已讓人掩目；孰料，官員不思反省振作，卻更大膽玩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 訛詐國庫。這個案件，不僅是「治國無方，竊國有術」的具體縮影，也集中反映了台灣十年失落的可悲：愛台灣唱得越多，傷台灣卻越重；拚經濟喊得越響，經濟卻 被害得最慘。 可以說，我們一頭栽進「政治的台灣」，卻帶給「經濟的台灣」莫大的災難。也因此，這條過了青春期多少年的小龍，遲至今天才有資格坐上「已開發」成年禮的觀察席，卻已經讓人失去喜悅的心情。反過來看，台灣的政治歷經這麼多年的內耗、交鋒和煎熬，又何嘗成熟了幾分？在國家認同上，民間其實是更為分歧；就民主歷練而言，政黨的競爭文化其實是更趨於惡鬥，而未更臻成熟；就社會的發展看，藍綠兩極化的憤世嫉俗情緒不知何時才能產生正向的交集。 一個連「我是誰」都莫衷一是的國家，能因冠上「已開發」之名而變得更多元、自由、令人愉悅嗎？如果可以，就讓我們抱以期待吧！ 【2009/06/19 聯合報】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冲击不是需求萎缩，而是投资美国衍生品市场造成的巨大亏损。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称，这些被称为“金融鸦片”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设计出来的。然而，这些最终销售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目前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5月24日CCTV《经济半小时》）。

　　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和“金融鸦片”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发人深省。

　　其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思想、新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使中国人感到好奇，出现了一些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在美欧获得了一知半解的知识，回国后大肆忽悠国内企业和百姓。

　　紧接着，西方一些投行的营销团队来到中国企业管理层中，以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为诱饵，设计出连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在其忽悠下，中国企业稀里糊涂地投下巨资，却没预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没意识到国际投行难改其贪婪本性。

　　监管的缺失是另一主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把金融创新的一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推介美国、欧洲的金融衍生品上。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成了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方向。监管部门不是监管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而是批评中国创新金融衍生品能力不足。

　　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痛定思痛，迅速制定出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自律，不懂的东西永远要慎重。国际投行来华是赚钱的，不是来救济、扶贫和学雷锋的，更不是来提供免费培训的，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发善心、发慈悲。（余丰慧）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jocelyn

原题：中国的黄金之心

在中国，许多人把美元称作“美金”，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百姓都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告诉你，他欠你100美金，千万别指望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只是打算还你100美元。

　　中国对美元作为金本位的印象十分深刻，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后仍然如此。大约3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一些政府高官预言说，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拥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有听众陷入沉寂，因为这个数字似乎很难实现。

　　1986年11月，我曾作为翻译参加邓小平与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的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告诉范尔霖说：“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这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序曲。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投资于美元资产。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聚焦于中国手中的美元。

　　许多人未曾记起，中国这些年以来曾出现过美元短缺或对美元短缺的恐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政府要求大家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就是，美元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有强制兑换的要求，许多人仍保留美元或以通胀的汇率购买美元。

　　没人确切知道，美元是从何时开始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失去光彩。现在，中国许多商店不再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美元信用卡。而且外国人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也有了限额。过去，人们持有美元没有什么直接目的。现在，似乎只有送孩子到海外读书、出国旅游或到国外做生意时才需要它。

　　北京最近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呼吁更主要的是要对美国敲警钟。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资产的缩水。我们仍把美元叫做“美金”。但美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作者高志凯,伊文译)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楼市这几年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楼市的未来发展解读，也越来越分歧，不过普遍认为，这个局不会垮，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尤其在中国，更是错综复杂。
之前拜读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楼市不会崩盘》，个人认为作者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看了作者引用并借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后，发觉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分析方法有个“数据陷阱”，即只用平均值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本身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这可是非常大的失误。
例如，文中作者称：“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家庭杠杆率的惊人涨幅不同，中国家庭债务大概只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约为96%，欧元区为62%。”。乍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真的很低，但是必须考虑巨大的城乡差异，巨大的收入差异。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家庭负债，绝对不是一个用全国的平均值，只有17%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的。这些成为房奴的年轻人，他们的负债状况极其糟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的万丈深渊之中。生活的乐趣全无，整天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而这种家庭生活乐趣的损失，这种全社会的压抑的代价和成本，是用作者的数据所无法说明和表达的。
作者又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尽管中国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看起来非常迅猛（2009年涨幅逾20%），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整体数据。过去5年，城市家庭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3.2%，而房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9%。在一些地区性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现象。例如，同一时期，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逾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家庭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是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出比例极其高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13.2%的现实。所以，这样的不加甄别的使用数据，误人误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数据去考虑。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家庭的子女婚房等需求持续走强的今天，国家支持的经济适用房等低价房却被很多部门私分掉，甚至出现开宝马同时领好几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结果低价房市场并不市场化（被特权集团瓜分），中低收入的人群无法购买到本应属于他们的低价房，却被人为挤到高价房区去血拼。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又被高价房掠夺的身无分文还欠几十年的债，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家庭负债只占17%”来解释的。美国家庭最终负债大到96%，那是市场导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全是市场导致的，更多的是很多“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单纯对比17%和96%，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上海楼市的价格，这相较于亚洲其他城市，几乎有了后来居上的架势，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已经能与台北市并驾齐驱，而在这位创业小有成就的老板来说，他都认为，上海的房子，多数人买的时候，都只能做三代人使用的打算，因为这个负担远非一代人所能承担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就算是要用经济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经济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平均值来大而化之。如果同时引入表示社会财富、社会收入、房价等的分布形态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真正问题才会慢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比平均的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财富、收入和结构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只有引入能反映结构问题的数据，才能正确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否则就会因为使用数据不当，而掉入数据陷阱之中而不得真见。
数据虽然是一个理性分析的有利佐证，但数据也可以是表面的，经常被运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因此，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数据时，一定要有些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就如同读书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重慶晚報》大膽載文紀念谷歌

《重慶晚報》大膽載文紀念谷歌


《重慶晚報》周五刊登「網絡神獸古鴿遷移記 」一文紀念搜索引擎谷歌撤出中國，轉往香港。
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古鴿是一種目前在中國境內瀕臨滅絕的鴿屬鳥類，是一種搜索隱禽」（暗指搜索引擎）。
這篇在該報第32版頭條刊出的文章尖銳辛辣，一些平常只見諸網絡而幾乎沒有在中國印刷媒體出現過的「河蟹」（和諧）、草泥馬等詞匯均在文中出現。
文章說，「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它曾經遍布世界各地，但在2010年3月23日以後，該鳥類開始大規模往中國南部沿海的一個港口遷徙，從此在中國內地絕跡」。
生態惡化
至於原因，文章說，「懷疑該鳥類的異常行為和最近全球氣候極端化，特別是中國近幾年來頻發的大面積生態、環境、氣候和地質災害有關」。
文章然後以寓言般的神話筆法談到，古鴿「身披藍、黃、紅、綠四色羽毛，比家鴿體型稍大。鳴叫聲和英文單詞'googol'類似"。
「已知古鴿的天敵有河蟹、中國蚊祚蟹等蟹類生物」（後者估計暗指谷歌與中國作協的版權糾紛）。
文章還影射了谷歌撤出中國可能使其競爭對手百度受益。
文章說，「古鴿的離去很可能導致另一種長著熊爪，酷似古鴿，卻又習性不同的猛禽類——犤毒鳥，這種古書中傳說的本土鳥類數量呈爆炸性增長」。
文章的網絡版已經被該報刪除。有中國觀察人士指出，在重慶當前紅色歌曲、紅色短信得到官方鼓勵的政治環境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和《重慶晚報》可能會因此遭到整肅。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觀念平台－國家犯錯 被告買單?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雇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作者為作家）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2009-11-16 11:37:50 文 博 来源：信息导刊（节录）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风电发展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24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二;总装机容量达到1200万千瓦，成为全球第四大风电市场。预计到明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3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全球能源短缺的背景下，风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产业。目前，我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速，装机总容量已位居全球前列。但是，近期有关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议颇多。如何看待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现状，究竟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呢?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风能资源非常丰富，初步估算，可开发装机达10亿千瓦，风电有条件成为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能源。
　　1986年4月，山东荣成建成3台55千瓦机组风电场，开启中国风电发展历程。但受资金和技术制约，风电发展缓慢，2002年底全国装机仅46万千瓦。“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政策的支持下，风电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市场引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大大促进了风电规模化的发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2003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实施特许权招标，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逐步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明确支持风电等新能源发展，风电发展进入快车道。从2006年起，中国风电连续三年翻番增长。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建成风电场238个，年发电量148亿千瓦时。
　　“风电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史立山表示。
　　设备制造是风电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占到投资的70%。风电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目前，中国已有10多家企业可批量生产1.5兆瓦和2兆瓦的风电机组，3兆瓦的风电机组也已投入运行，基本形成了风电设备制造产业，2008年国产风电设备市场份额已达75%。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引进国外设备到逐步掌握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中国企业目前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是，风电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发展的倾向，一些企业既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资金实力，以一种‘淘金’的心态盲目进入这一领域，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潜在问题。”史立山说。
　　初步统计，目前已经生产和准备进入风电整机生产的企业已达60余家。专家指出，风电制造是集空气动力、自动控制、机械制造、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非常综合的行业，企业盲目进入的话，不仅会浪费大量资金，也不利于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长远看，风电一定会更快发展，今后全球的风电市场很大。中国风电制造业已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放眼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突出。”史立山认为，设备制造企业应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加强自主研发来适应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全国风电整机生产企业在2004年时只有6家，2007年发展到30多家，目前已超过70家——而这个数量比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所有国家风电设备企业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只是，相关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事实上，上述70多家企业中，约8成是从上游企业采购来叶片、齿轮和发电机进行组装，产品规格参差不齐，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市场的混乱。
　　据了解，在整机制造设备方面，国内只有金风科技、东方汽轮机、华锐风电3家能提供兆瓦级设备;而零配件制造方面，只有风机叶片、风架能满足市场需求，关键设备之一的风机轴承相关技术严重欠缺，大部分零配件仍需从国外进口。
　　其实，在这70多家企业中，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制造能力，而是主要依赖巨资引进的国外技术，这必然造成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竞争力不强的窘况。企业涌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在加剧不良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价格混战，会拖累行业利润水平。
　　风电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在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风电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西班牙，风电已经成为电力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风电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风电产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史立山介绍说，目前风电占全国8亿千瓦电力装机的比重仍很低，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也不足0.5%。
　　目前，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着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队伍短缺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风电资源与电力市场逆向分布，现有电网输送能力不足;此外，风力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的特点，也给电力运行调度提出了挑战。
　　“作为新兴产业，暴露出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遇到问题要不断去解决。”史立山表示，国家能源局和有关部门正在完善风电发展的政策，加强对电网规划的引导，制订设备制造准入标准，建设检测认证体系和试验场，有针对性地解决并网、运行、管理等制约风电发展的问题，促进整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文/徐林林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匆匆踏上了上访之路。他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拦车，溜进最高人民法院递状子……目的是要求依法立案、审理一起劳资纠纷。(4月18日《华西都市报》)

　　法官穿法袍上访，这在新中国信访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作为一位对法律烂熟于心，曾被同事认为很有前途的法官，冯缤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前年6月，孝感中院清退后勤工人，要他们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冯缤的妻子———清洁工胡敏拒绝签字。理由是，她是唯一在中院工作了10年的后勤人员。按照新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法院应当和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院没有理会胡敏的要求，直接停掉了她的工作。为此，冯缤和自己的“东家”先后打了三场“官司”，均未达到维权预期。这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仅在他供职的法院不起半点作用，即使劳资双方对簿公堂，相关法条也被“合理稀释”，最终皈依公权部门的既定说法。

　　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哪怕身处体制内，私权照样不是公权的对手；再好的法律，也未必都能实现立法时的良好初衷。

　　冯缤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的典型表现。正是基层有法不依的乱象，把这位执拗的法官，活生生地“推”进了上访的队伍。事实上，好多一拖数年的上访案件，只要某个官员作个批示，就会立马引起下面的“高度重视”。冯缤认定“博出位，才立案”，无疑是基于这种无奈的现实考虑。

　　连法官都要穿上法袍，千里迢迢，远赴京城，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权力人物，凸显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